陳清泉院士專訪 – 我和劍橋的神奇緣分
1937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亞中爪哇省馬吉朗市的西部近郊區。那裏有印尼著名的軍官學院，也有外國僑民小區，因此我從小就受到各國文化的熏陶。我父親經營的士和公交車公司，他為我請的英文家庭教師是德國人。我就讀的小學是荷華學校——當時印尼是荷蘭的殖民地，荷華學校就是用荷蘭語教學的華人學校。有趣的是，我的中文老師竟然是荷蘭人，他是荷蘭萊頓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萊頓大學以東方語文系著稱）。我的德國老師和荷蘭老師經常給我講劍橋和劍橋大學的神秘故事，所以我從小就嚮往那個古城。
1952年，我在雅加達通過了劍橋大學的入學考試。當時印尼已經獨立，中國與印尼也於1950年建交。那時我已經進入愛國華僑學校就讀——先是在萬隆南華學校，後來在雅加達巴城中學（簡稱巴中）。在愛國華僑學校老師的熏陶下，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大典的新聞片上聽到毛主席非常洪亮的聲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激動人心的號召，讓我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決定放棄去劍橋就讀。
恰好不久，印尼頒布新的法例，不允許外國僑民經營公共交通行業，必須聘請印尼人擔任總經理。我父親聘請的印尼總經理不善經營，導致公司破產，家裏也無法供我去英國留學。我毅然決然於1953年6月離開印尼，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考入北京礦業學院礦山機電系。1957年畢業後，我被保送到清華大學電機系進修研究生課程兩年，為在礦業學院開設新課程做準備。這段學習經歷，為我後來在技術革命中成功研發礦山提升機自動化所急需的低頻發電機、礦山乾式變壓器和早期的直線電機，打下了深厚的科學和工程基礎。
1996年，我當選為香港工程師學會副會長（後於1999年當選為會長）。當時的學會秘書長John Boyd是劍橋大學畢業生，我給他講了我1952年通過劍橋入學考試但未能如願的故事。他把這個故事轉告給了和他同姓同名的另一位John Boyd——時任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院長。這位John Boyd是傑出的英國外交家：1992年至1996年任英國駐日本大使，1996年至2006年任劍橋丘吉爾學院院長，致力於促進學術和國際關係；2002年至2006年間擔任大英博物館董事會主席，退休後繼續擔任名譽職務。他精通中文、深諳中國文化和中國事務，曾擔任英國駐華大使館首任文化參贊、港督政治顧問。據說他本來已被內定為香港最後一任港督，但因為1992年英國大選時彭定康落選，最後任命彭定康為末任港督，任命John Boyd為駐日本大使。
當丘吉爾學院院長John Boyd得知我1952年在雅加達就已通過劍橋入學考試後，熱情邀請我訪問丘吉爾學院。他在辦公室接見我，暢談如何促進國際科技文化交流，並推薦我成為丘吉爾學院院士。經學院院士大會通過，我於2001年正式成為丘吉爾學院院士——在此之前我曾幾次到劍橋大學工程系電機工程組講學，但從此以後，我便成為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的正式成員。
詳情請參閱原文：大公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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